毛泽东“三次对谈”谈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三次对谈”谈历史周期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特别是临近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胜利之后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王朝的覆辙、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困扰，进行了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这三次关键的对话分别被称为“甲申对谈”、“窑洞对谈”和“赶考对谈”。
毛泽东，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其关于革命问题的见解深刻而广泛，言论亦多不胜数。然而，在中共历史中，为何这“三次对谈”特别广为人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三次对谈”所阐述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核心观点，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共同探讨了中共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的难题，关乎党的存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毛郭“甲申辩论”
在毛泽东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展开的书信交流——“甲申之辩”中，尽管毛泽东并未直接使用“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表述，然而，他对“切勿重蹈李自成覆辙”的深思熟虑与实践，实则可视作毛泽东对确保党的长期稳定和探索突破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初步思考。
第一、“甲申对”起源？
1944年，适逢甲申年，郭沫若于3月10日挥毫泼墨，创作了《甲申三百年祭》。他深入剖析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由盛转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世人“切莫重蹈李自成胜利后的骄傲之覆辙”。这篇文章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与国民党所宣扬的“李自成乃万年流寇，崇祯帝乃旷世明君”的观点截然相反，更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以往史籍对农民起义的污名化，明确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明王朝的覆灭源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失去民心。毛泽东阅读此文后，如获至宝，将其纳入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此后，毛泽东与郭沫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书信往来的深入讨论，这便成为了我们所说的“甲申对”。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机关报《新华日报》，决定借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之际，在文化战线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反击，旨在抨击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
蒋介石在其著作中，将我国近代的衰落归咎于清朝时期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借此指责明末的农民起义间接导致了清军的入关。他通过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在陕北设立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攻击。与此同时，由国民党控制的各类报刊也广泛传播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新华副刊》邀请郭沫若执笔，从而催生了《甲申三百年祭》这部作品的诞生。
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自3月19日至22日，《新华副刊》连续四日连载《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发表后，国共两党对此问题的立场迥异。国民党对郭沫若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批评与打压，在国统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十余年后，郭沫若回忆称，《甲申三百年祭》遭到了以陶希圣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御用文人在重庆的围攻。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开始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进行激烈的抨击，指责该文将抗战时期的中国与明末相提并论，宣扬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毛泽东与郭沫若。
相对而言，中国共产党则采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与颂扬手段。尽管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并非旨在为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镜鉴；尽管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毛泽东凭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锐利洞察，洞察到这篇文章在40年代所蕴含的政治价值，以及其在历史转折点上对全党的教育作用。因此，他迅速将此文纳入整风运动的核心学习内容，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切实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其现实意义。
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对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性做了深入剖析。他强调：“在我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曾多次因骄傲而蒙受损失。……近期，我们推出了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论述，目的在于提醒大家以史为鉴，避免在胜利的喜悦中重蹈骄傲的覆辙。”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独树一帜，他首次明确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总结的历史教训——切勿在胜利之后陷入骄傲的泥沼。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布了一项联合通知，强调《甲申三百年祭》的深远意义。通知中明确要求：“全党上下，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身处何种有利形势或取得实际胜利，无论个人对党国的贡献多大、声望如何崇高，都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积极的学习态度，绝不能因一时的成功而迷失自我，忘却初心。”
党中央、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的同时，又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发单行本，供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
1944年岁末，郭沫若接获了毛泽东于11月21日所书之信。信中言道：“拜读尊示，……《甲申三百年祭》一作，我们将其视为整风文件之选。常胜则易滋傲气，大胜尤甚，因而屡屡招致挫折。如何克服此类弊端，实乃不容忽视之问题，……我虽谨小慎微，唯恐出错，然而亦难预料失误将自何方滋生；若您发现任何错误，恳请不吝赐教。”毛泽东与郭沫若间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往来信件，遂成为“甲申对”的核心篇章。
第三、“甲申对”及历史周期率突破。
“《甲申三百年祭》原本是我撰写历史评论的一篇文章，然而在毛主席的启迪下，这篇史论被赋予了革命的力量，转变为了整风文件……”毛泽东向全党推广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深意在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不因胜利而骄傲、不因安逸而懈怠”的精神风貌。
实际上，早在建党与大革命年代，毛泽东便已开始从军事战略的视角吸取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深入剖析了李自成“失败主因”，并得出结论：仅依靠“暴动”无法取得革命胜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上黄巢、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在现今的环境下已经不再适用。”此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是对农民革命给予了热情的赞扬。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再次严肃地指出：“我国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当前的抗日战争，本质上也是农民的抗日战争。”
1944年，随着全国民众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渐现，部分人开始沉溺于乐观情绪之中。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动向，并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要消除这种错误的心态。5月20日，他明确指示要重新印刷《甲申三百年祭》，以此警示同志们：“切勿重蹈胜利时刻的骄傲之覆辙。”
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李自成的覆辙重申警示全体党人：“即便握有枪械的敌人已被击败，无枪的敌人依旧潜伏，他们必然与我党展开殊死搏斗，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在前往北京接受考验的途中，毛泽东再次提及《甲申三百年祭》：“此书仅开卷一读，吾辈当终身研习！”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关注因“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而再度升温。1954年3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由郭沫若亲笔题写书名。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记忆依然深刻。1972年2月，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这部著作。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的《甲申百年祭》一文于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他深受《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起义的失败所启示。毛泽东常以李自成为反面教材，用以提醒自己和告诫同志们。深入阅读，《甲申三百年祭》之所以魅力不减，关键在于其富含以史为鉴的政治意义。“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是中共从《甲申三百年祭》中汲取的最深刻教训。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
“窑洞之辩”的深远意义在于揭示了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束缚，并探索在国家治理中开辟一条崭新的民主途径。毛泽东与黄炎培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论题的对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研究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困扰的起点。
“窑洞对”的来源。
抗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坚持奉行独裁统治，国共两党政见不合，局势十分紧张。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共同起草电报，并于次日由褚辅成、黄炎培等7名民主爱国人士联名发出，向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担忧。他们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就国内团结问题继续磋商，以推动抗战胜利的尽早实现。
6月18日，随着中共七大圆满落幕尚不足一周，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发出复电，热情地邀请黄炎培等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们莅临延安，共商国家之重大事宜。
7月1日，访问团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专程造访延安。中共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在5天考察期间举行了3次会谈。延安气象清新，延安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等，给访问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历经六十余载，虽耳闻之事不计其数，然亲眼所见，无不体现‘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规律。无论是个人、家族、团体、地方，乃至整个国家，诸多单位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周期律的束缚……对于中共诸位的过往与现状，我略有了解。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以摆脱这周期律的制约。”毛泽东稍作沉思后，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新路，我们有能力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便是民主。唯有让人民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政府方能保持警惕。唯有全民参与，共同负责，方能使政权得以延续，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
在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曙光，仅余下40天之际，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中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打破“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经典对话。这场对话因其发生地而闻名，后来被后人称之为“窑洞对”。
第二、所谓“窑洞对”，乃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基于对历史周期率问题长期深入思考而发生的思想碰撞的结晶。
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的此次对话，在中共方面并未对外公布。然而，由于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应感触良多，他在返回重庆后，便著书立说了《延安归来》一记。
一方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乃黄炎培提问中的精髓所在。黄炎培对如何破解“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思考，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6月，那时他发表了以“揭示民族兴亡周期率并寻求破解之道”为主题的演讲。黄炎培认为，一个国家若欲强盛，一方面需依靠全国人民的勤勉与辛勤生产；另一方面，则必须勇于牺牲。8月2日，他深入思考并记录下破解这一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径，最终将答案凝练为“自强不息”。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这一议题深思熟虑，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归纳总结。在“窑洞对”中，毛泽东所表达的观点并非信口开河，实则我党在早期便已开始相关实践。民主的实施，以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这一理念自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便已萌芽。人民监督政府，正是毛泽东的创举。在苏区，民众对苏维埃政府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与督促权。除“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社”等三个群众监督组织外，中央苏区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士，均有权对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检举与控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人员构成应遵循“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据三分之一，非党的左翼进步分子占据三分之一，而中间派则占据三分之一。其核心宗旨在于，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内与各阶层人民共同参与民主协商。
此外，党的七大所呈现的浓厚民主与团结互助的气氛，同样深刻地触动了毛泽东。当时，大会发言者达20余人，其中不乏曾犯过错误的同志，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者竟有8人之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积极倡导选举几位曾经犯错的同志，包括王明在内。许多代表对于选举这些同志，尤其是王明，感到难以理解，毛泽东便指示各代表团进行说服工作。在选举投票过程中，当听到王明的得票数超过了半数时，毛泽东才离开会场。七大通过这种广泛团结同志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这种氛围，使得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发展进程充满信心。因此，在1945年，面对黄炎培的“窑洞之问”，毛泽东才能满怀信心地回应，我们找到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途径，那就是民主。
三、窑洞对话与突破历史周期。
历史周期率，通常概括了古今中外众多政权经历过的兴衰更迭、存亡轮回这一历史生命周期现象。其核心内涵，实为“朝代更替，循环往复”的政治兴亡周期律。
“兴也勃然，亡也猝然”，此语源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其中阐述：“禹汤知过必改，其兴也勃然；桀纣诿过他人，其亡也猝然。”意谓：禹汤能自我反省，承担过错，国家因而得以快速繁荣；而桀纣却将责任推卸于他人，国家随之迅速衰败。
黄炎培在分析历史周期率的成因时指出，创业初期，创业者们励精图治，然而随着环境变迁，他们逐渐沉迷于享乐，精神上开始松懈。前辈们辛勤奋斗，而他们的后代却沉溺于现状，惰性滋生，最终形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恶劣风气。朝代更迭后，新的统治者盲目追求扩张，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削弱，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这三个问题最终导致了“政怠宦成”和“人亡政息”，使得历史舞台上，兴衰更迭与荣辱循环不断重演。
毛泽东在回应黄炎培的担忧时，阐述的观点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监督这三个核心要义：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通过群众路线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民主治国彰显了人民的意志，是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以遏制权力的滥用。这种模式不仅确保了权力回归于人民，而且能够真实地反映民众的意愿，有效预防了因社会分配不均所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1945年盛夏的7月，毛泽东同志与前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先生进行了坦诚而亲切的交谈。
此后，历史周期率的议题促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亦采纳了多种举措，致力于探索和实践如何突破这一历史周期率的困境。
自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便对这一课题持续进行深入探究，并寻求解答，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通往解决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民主之道”。他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大力推动整风、整党活动，坚定地查处和惩治党内腐败现象，以确保党的纯洁性达到最高标准；他还探索并确立了强化党的建设的关键途径，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监督等多元监督机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党的先进性；毛泽东还反复重申，新成立的国家政权应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并要尽全力保障人民内部的民主权利，对敌对势力实施专政。这些举措无不直接反映了毛泽东对“民主之道”的积极探索与不懈实践。
毛周“赶考”
“赶考之道”不仅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洞悉历史周期律、力求取得卓越成绩的深邃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而且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强劲精神支柱。这标志着毛泽东对破解历史周期律问题的思考达到了新的深度与高度。
“赶考对”的由来。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维持反动统治的核心军事力量已基本瓦解，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曙光已愈发清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然提上日程。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应如何秉持何种执政理念与风貌，迎接全国范围内的执政考验，已成为亟待解答的重大课题。
1949年3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以非凡的清醒与冷静，向全党发出警示：“夺取全国胜利，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的革命虽然伟大，但革命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为艰巨、更为艰辛”，“我们必须让同志们持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必须让同志们持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两个务必”的提出，恰似为即将到来的重大考验——“进京赶考”，注入了一剂“清醒剂”。
3月23日，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自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进发。毛泽东深刻领悟到历史周期率的警示内涵，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这一时代课题，在出发前，他对周恩来言道：“今日乃是我们进京赶考之时。”周恩来回应道：“我们自当皆能考试及格，绝不应有所退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一旦退步，便是失败。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皆盼取得优异成绩。”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这段著名对话，被史册称为“赶考对”。这段看似轻松愉快的交谈，实则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我们党即将面临的执政重任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其次，毛泽东将进京比喻为“赶考”，实则是对传统“赶考”概念的深刻提炼与升华。
“赶考”这一词汇，源自我国科举时代的通俗表达，意指古代学子奔赴考场应试。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即将离开西柏坡，毛泽东同志启程赴北平之际，以“赶考”这一比喻生动地形容即将执掌国家政权的重任。看似随口而出，实则蕴含着对新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深思熟虑，使得“赶考”一词拥有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它不仅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即将遭遇的新挑战与考验，亦彰显了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将“赶考”这一命题提升至执政理念的至高境界，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现实的深远意义。一方面，他深刻反思中国历史兴衰的教训，尤其是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虽胜却迅速覆灭的案例中，向全党同志警示，必须坚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即将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面对着全新的历史使命与挑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骄傲自满和与群众脱节。因此，“进京赶考”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警醒，更是对党在长期执政生涯中持续进行自我革新、接受人民监督的永恒要求。
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这一比喻，已超越了传统考场、考生、考官及考卷的简单框架，赋予了其更为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时代的深刻寓意。
辽阔的中华大地被视为一处“考场”，而全体共产党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被视为这场“赶考”的参与者。他们在“赶考”过程中，需深入思考并认真解答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与任务。广大民众不仅是“考官”，更是对共产党“赶考”成果优劣、是否达标拥有最高话语权的评判者。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如何稳固政权、建设新中国，以及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成为了“考卷”的核心内容。解答这一难题的钥匙，在于持续推行民主、坚守“两个务必”，确保党员干部保持清醒的自省意识，以免在胜利的喜悦中迷失方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运用“赶考”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突破历史周期率的坚定决心。
第三、“赶考”与突破历史周期。
“进京赶考”可视作对“甲申对”在历史长河中的时代回响。探究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信心来源，我们发现其根基深植于西柏坡时期。当时，面对革命胜利的曙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顺利解决“赶考”这一重大课题，引领全国人民实现从革命者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积极开展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与筹备工作。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正式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此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有效地释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解放区农民投身军旅、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期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开展了四次重要的学习活动，显著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逐步培育了党员干部的“赶考”精神，为“进京赶考”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9年三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经济安全领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相继设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以及华北财经委员会。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西柏坡宣告成立，并推出了首套人民币，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后盾。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中央通过设立华北人民政府，积极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创办华北大学、中央外事学校等各级学府，同时创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军委航空局等系列创新机构，为“进京赶考”构筑了坚实的组织基石。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共中央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完善了党委制和干部管理制度等关键制度，出台了“六项规定”，发布了“八项注意”，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然而，正当一些党员干部即将踏上领导岗位，肩负起引领全国人民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际，却出现了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顶”的念头，他们认为革命终于迎来了曙光，今后便可以享受一段安宁的时光。毛泽东巧妙地以“赶考”为喻，再次向全体同志强调了警惕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全国执掌政权之后，毛泽东以“进京赶考”的谦逊态度和“绝不当李自成”的坚定决心，将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深深植入新中国的政权体系之中。他通过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多种形式，不断净化党员干部队伍，确保其纯洁性。
因此，在“甲申对”、“窑洞对”以及“赶考对”的对话中，毛泽东对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伴随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不断深入，展现了他在持续探索同一问题时思维的发展脉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征程。在这个时代，我国的发展既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我们党是否能够借鉴历史经验，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束缚，这一直是我们党必须不断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和时代课题。